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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写于十·一，十·二，十·三深夜里的三个文化随笔 ------------------------- 《我为何写不出兰亭序》 独化 有两个《兰亭序》：一个是文章意义上的兰亭序；一个是书法意义上的兰亭序。这两个兰亭序我都写不出来。我写不出《兰亭集序》这样的文章来；我也写不出兰亭序那样的书法来。 我为何写不出《兰亭集序》这样的文章？那要看《兰亭集序》到底写了一些什么。很简单的，《兰亭集序》抒发了两种感情，一种是欢情；一种是悲情。这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思想感情，我怎么就没有呢？有倒是有，问题的复杂却在于我的悲欢和王羲之的悲欢在质和量上都不一样。先说欢情吧，“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王羲之的快乐简单点说无非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大众化的快乐而已，但是仔细阅读发现问题不仅仅是这样。王羲之的快乐似乎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意义上的快乐，兰亭集会似乎没有举行盛大的宴会，“无丝竹管弦之盛”，王羲之的快乐纯粹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意义上的快乐，是一种一切都放下了一切都释然了的快乐。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哲学的快乐。永和九年，王羲之整整五十岁，退出仕途的王羲之“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之王羲之似乎真切地领悟到了“活着，就是敞开”的当代西方哲学关于存在的意义？而这种种机缘和其中透漏出来的天才的信息我等凡夫俗子哪里能有？换句话说，“信可乐也”这种高蹈的快乐在我等这种“天下熙熙，只为名来；天下攘攘，只为利往”的庸俗的日常生活中不会出现的。快乐是有代价的，而真正的快乐需要付出真正的代价。我们有谁愿意为快乐付出真正的代价？我们为快乐付出的代价的质和量决定了我们得到的快乐的质和量。王羲之四十余次的辞官最终换取了“是日也”兰亭的快乐。谁人有此，谁人为是？次说悲情，“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王羲之的悲痛和王羲之的快乐是一张白纸的正反两面，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深刻的悲痛和他那种透彻的快乐互为因果。“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的悲痛源于“Gong with the wind”的人生观察：“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岂不痛哉！”花朵灿烂开放的后面铁定了的事实是衰败和凋谢。再快乐的人生注定也是要随风而逝的。可怕的是，深刻的快乐体验的同时伴随的这种飘的虚无的哀感更沉重杀伤力更强。“乐极生悲”，这种高峰情感体验我等芸芸众生只好望洋兴叹而已。如此说来，我们不是没有悲和欢，而是我们的悲欢都是那蝇营狗苟的小悲欢罢了，是张三的快乐，是李四的痛苦，我们的身上没有“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评价李煜词的话），我们的文章不过“自道身世之戚”（王国维评价另一词人的话）。“诗歌就是把煤窑深处的那匹白马牵出来”，我等拿出来的依然是一块煤，那匹白马依然在煤窑深处的。因为上面所说的理由，因此，有理由相信我写不出《兰亭集序》这样的文章的。 我为何写不出兰亭序那样的书法？我写不出《兰亭集序》这样的文章决定了我写不出兰亭序那样的书法，这是自然的。但是原因好象并没有完全被揭示出来。我再说说。长久的（年深日久的）良好的笔墨的训练的缺失是最简单的原因，尚有更复杂的原因。常读兰亭帖（冯承素摹兰亭帖）就会发现兰亭帖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从容和淡定，洒脱和刚健，优雅和和谐，……五十岁的人谁没有一些斫丧，人好象一直处在一种突围的状态中，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成某种有效突围，甚至，几乎人人都是这样。但是，英雄豪杰仍然是有的。例如，陶渊明不肯折腰向乡里小儿归去来兮归园田居。李白在天宝三载被“赐金放还”，唐玄宗斥其“非廊庙器”的重大挫折面前写下了“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浪漫主义的诗句。苏轼“乌台诗案”身陷黄冈却也写下了“大江东去”。这是对一个人心态的考验，少年时即敢“东床袒腹”的王羲之五十年的人生跌宕过去之后，心态依然从容和淡定，洒脱和刚健，优雅和和谐，……这是可贵的也是难能的。不惑之年的我之心态殊非从容和淡定，洒脱和刚健，优雅和和谐，……中国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但决不仅仅是线条的艺术。我辈只知线条之艺术者岂敢望兰亭序之项背？！ 我为何写不出兰亭序？永远的问题。 05/10/01 《项羽的倦》 独化 项羽在鸿门宴上完全不在状态，精神极其不振作，不时地发苶，言语迟缓，反映迟钝。“项羽默然不应。”“项王未有以应”，这还是项羽吗？那个杀人如麻的项羽哪里去了？那个驰骋疆场的项羽又哪里去了？ 项羽很倦。疲倦，慵倦，厌倦。项羽的倦从何而来？项羽的倦和项羽最后的身死国灭有何关系？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又有何意义？ 疲倦。巨鹿之战之后的项羽的疲倦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说破釜沉舟的壮举过去有一年时间（前207年12月——前206年12月）了，但是大战对这个少壮派体力和精力的损耗一年时间的补给似乎不是很充分？ 慵倦。鸿门宴上的项羽大概二十七、八岁，而项羽自从二十四岁起事以来，“有美人名虞，常幸从”，“常幸从”的“虞”每日在成功洗去项羽征尘的同时也使这个“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的而立之年的人身体不可避免的困倦和慵倦起来。 厌倦。疲倦是可以恢复的，慵倦是可以克服的，可怕的是厌倦。“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侯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二十五六岁的项羽看着“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诸侯将”除了厌倦之外还会怎样？！ 与其说项羽死于刘邦之手，不如说项羽死于倦这种人到中年人人都无法避免的消极的情绪之中。来自日常生活的疲倦，来自伴侣之间的困倦和慵倦，来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信仰等诸多领域的深深的厌倦，很容易使一个人放弃一切和自弃一切的。“而立之年”这个词语大可玩味，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了一个英文单词：REMOULD（改铸，改造）。疲倦需要良好的恢复，困倦和慵倦需要下大力气去消除，破灭了的动摇了的厌倦了的需要重新确立再次树立。这真是人生一个紧要处最关键的时候，它直接决定一个人后半生的立身为人荣辱祸福前途命运甚至身家性命。可悲的是颟顸的项羽哪里知道这些？更为可悲的是项羽政治集团对此问题的忽略，这个责任应该完全由那简单粗暴的“亚父”范曾承担起来。项羽“REMOULD”的工作当然应该由项羽自己去完成，利用自己的阅读和阅历来完成自己“REMOULD”的工作，“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同上）项羽没有阅读；而项羽起事到败死不过八年时间（前209——前202），项羽也没有阅历的。也就是说项羽“REMOULD”的工作项羽自己是完成不了的。而季父项梁又早死。项羽“REMOULD”的工作历史性地落在了“亚父”范曾的肩上，无奈能让“亚父”范曾这个糟老头子激动起来的只有铁和血，在“亚父”范曾那里是“竖子不足与谋”的。在乌江边“项羽笑曰：‘天之亡我’”对此我们除却苦笑也不会有什么了。 而刘邦的情形与此恰恰相反。刘邦和项羽同时起事，项羽二十四岁，刘邦却早已过了那不惑之年，刘邦四十八岁。西方人对于不惑之年尚有理智之年的说法，西方人对于五十岁的男人更有“FOX”的形容。加之刘邦身边还有那“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张良，“项王……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其最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对此我们除却无言也不会有什么了。
独化 请问上帝，你给人类到底准备了一些什么？再请问上帝，你给知识分子又准备了什么？最后一问，你给中国知识分子又准备了些什么？ 在申说柳宗元之前，请允许我做以上的发问。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以士自居，而依许慎的解说士者事也（“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许慎《说文解字》)。士就是回答和处理生活中提出的所有问题的人。迎接生活，向生活挑战的人。将生活中至难至烦之事化简化易的人。——独化《士之五说》）。“不错，士生来就是为人办事的，无巨无细，朝中府中，帝王将相，苍生百姓。凡有事处皆有士之身影。士处理经手之事无以数计。或尽己之力；或尽己之心。或公德无量；或功败垂成。但士之所作所为无不殚精竭虑倾其所学。尤其或遇一人危难之时甚或一国倾危之时，当一士挺身而出主动请缨负命前往，或‘流血五步’；或‘颈血溅王’。这种‘血写的文字’（尼采语），使这片土地上我们这谷粒所维系的生命璀璨无比，人性的光彩被发挥到了极致。”（独化《士之三说》），我上面的文字明眼人打眼看去即知我在表述的是那“士气嚣张”（钱穆语）的先秦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行状。先秦以降，“尽瘁事国”（《诗经.北山》）几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和最尴尬的理想，晁错因为削藩忙的连春节都忘记了，但是最后一切都成了晁错的错，“今计独斩错”，晁错被车裂。司马迁仗义执言却遭了宫刑。贾谊受到了重视，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白被召，却以“词臣”混迹于宫廷，很快又被“赐金放还”。 中国知识分子何去何从？“也正是从中唐起，一个深刻的矛盾在酝酿。”（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知识分子需要重命名？事实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突围，集体大逃亡成了可怕的历史趋势。“吏隐”者岂止一个白居易？哲学的时代彻底消亡文学的时代大放光芒。 清一色的黑乌鸦中有没有零星的白乌鸦呢？ 要考察子厚（柳宗元字子厚）的为人我想以“八司马”事件（唐顺宗时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伓﹑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俱被贬为州司马，故名。 ）以后柳宗元的文本为依据是可行的。 天宝三年，李白被“赐金放还”，李白给我们留下的文本是什么呢？“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八司马”事件之后柳宗元给我们留下的文本众多，脍炙人口的诸如《捕蛇者说》《小石潭记》《黔之驴》……，这里我只择取柳宗元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小诗说一下： 思想是有风险的，而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却恰恰选择了这一点，而选择了思想即选择了孤独和危险，选择了死亡。柳宗元探到“寒江雪”中的钓竿最终什么也没有钓上来，纤细的钓竿必然地和子厚的“零落残魂”（柳宗元《别舍弟宗一》）一起无声无息地碎在了一江寒雪里。而诗人的生命仅仅只有47年。 千年后的今天，秋风秋雨的深夜，我思考这些问题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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